著名左联诗人、革命烈士冯宪章

兴宁A8

冯宪章（1908-1931.8），广东省兴宁县新圩鸭子桥（现新丰村）人。1923年12月考入梅县东山中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6月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民主革命时期，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期间阅读进步书刊，并结识进步学生。在共产党人张维的倡导下，成立“兴宁留梅学会”，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进行街头演出，在《宁江青年》发表诗文。

　　大革命时期，1925年初在大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组织“新学生社”。1926年5月共青团梅县县委出版《少年旗帜》，任主编。1927年3月和进步学生一起，深入乡镇农村，以演白话戏、讲演会、散发传单等形式，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分裂的革命活动。5月为反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加入攻打梅城的暴动“行动队”而被通缉，离校避难。8月参加兴宁县党组织发动的第二次暴动。暴动成功后，成立红12团，任团部宣传委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12月赴广州加入工人赤卫队，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前往上海，考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艺术大学，加入“太阳社”，以诗文当刀枪，向“地狱和魔鬼”发起进攻，蒋光赤称赞“他的革命诗歌里流动的情绪比火还要热烈，前途是极有希望的。”同年秋“太阳社”被封，东渡日本，与蒋光赤等组织“太阳社”东京支社，继续从事无产阶级文学活动。1928年3月，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不久遣送回国。在上海集中全力进行革命创作。接连出版《梦后》、《警钟》、《暗夜》诗集和《火焰丛书》之一等著作、以笔、以诗去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反动与黑暗，为无产阶级革命呐喊助阵。不久，《游移》、《一月十三》、《楼头的艳笑》相继出版，既触及社会底层的凄苦，呼唤民众起来反抗，又揭示“国民如若麻木不仁最终将埋葬自己”的真谛，更预言旧社会必定灭亡，新社会必定诞生，人民必定胜利，前途必定光明。他多才多艺，毅力惊人，在创作的同时，还翻译了苏联等国的革命文艺理论，先后出版《新兴艺术理论》和德国革命女作家露沙·罗森堡的《狱中通信》，为转化文学为政治服务，把新文学运动推向新高潮作出很大的贡献。1930年3月2日，出席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5月被捕入狱。在狱中与敌人作了坚决的斗争，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1931年8月，因监狱恶劣条件折磨病重致死，时年23岁。

　　1963年6月11日，《人民日报》载纪念文章，赞扬他是一位“把自己的灵感和生命都贡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的革命诗人。”


  

关于冯宪章的《梦后》


　　在我枯涩的书箧中，珍藏有一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驱者的遗著，其中就有一册题为《梦后》的诗集。诗集的封面经过岁月的洗汰虽已破敝，但那由鲜艳的色泽所组成的图案仍很清晰，尤其是几乎布满整个画面的深红，仿佛是一缕缕耀眼的火苗在升腾，给人以奋发向上的促力。《梦后》列为“火焰丛书”之一，由上海紫藤出版部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出版。翌年，即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以“普罗文艺作品”的罪名密令查禁。

　　《梦后》的作者冯宪章，与无产阶级歌手殷夫一样，也是一位为革命贡献了青春与热血的烈士诗人。也许由于时间的流驰、史迹的磨灭吧，说起这位年轻的革命诗人的人已经不多了，一般的文学史也不见著录他的生平与创作。对于一位身殉革命文学事业的烈士，这样是不大公正的。关于冯宪章的牺牲，当时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第二十三号)上曾刊载过《冯宪章病殁狱中》的讣闻：“曾译有《新兴文学论集》(应为《新兴艺术概论》——笔者按)和《叶山嘉树集》及其他著作多种的冯宪章，于去年五月因嫌疑被捕，判决徒刑三年，不幸因病卒于漕河泾狱中。”当时距“左联五烈士”殉难不及半年，殷夫等的血迹未干，又一位年轻的革命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手扼杀了！

　　在有关中国现代诗歌史的著述中，论及冯宪章的并不多见，但在蒲风所著《抗战诗歌讲话》(诗歌出版社，一九三八年四月初版)一书中却记有：“象殉难了的殷夫，病死了的冯宪章，及蒋光慈，也莫不都有势若悬河骤降的奔波情感”，可见当时左翼文艺运动中人对冯是颇为称许的。

　　为了探询冯宪章的生平，在六十年代初期曾蒙承阿英、孟超等前辈作家热情相告，使以得知：冯宪章，广东兴宁人，生于一九○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因敌人戕害而病逝狱中，年仅二十三岁。他原是梅县东山中学的学生，在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很早就投身学生运动，发起并组织进步团体“新学生社”。在党的教育下，随即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斗争中显得十分活跃。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及“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东山中学被封，宪章与其他进步学生都遭到通缉，因而被迫流亡。不久参加了广州公社的赤卫军，“广州起义”失败后再度流亡。一九二八年初辗转来到上海，考进了党所主持的上海艺术大学，同时参加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创刊号(一九二八年一月)的“编后记”中这样写道：“宪章是我们的小兄弟，他今年只有十七岁。他的革命诗歌里流动的情绪比火还要热烈，前途是极有希望的”。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宪章东渡到日本留学。在东京时，他与蒋光慈过从甚密，并联合适夷、森堡等共同组织了太阳社东京支社，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活动。关于光慈、宪章等的友情以及支社的活动，在光慈的旅日日记《异邦与故国》(现代书局，一九三○年一月初版)中有着详尽的记载。后来，日本警察当局发动了镇压革命运动的大搜捕，逮捕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宪章也同时株连入狱。不久释放后，被强制遣送回国。回到上海以后，宪章同志仍努力参加革命活动，积极进行创作与翻译。在这期间，他写下了许多优秀的红色鼓动诗，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文艺编著。一九三○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宪章是第一批与会的盟员之一。不幸于同年五月被捕入狱。在敌人的牢狱中，宪章同志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徐平羽同志在革命回忆录《忘不了的年代》中曾这样记述道：“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政治犯牢里……，有个叫冯宪章的人，他是作家。他看出我的情绪，对我说：‘哈！年轻人，你应该认为干革命，坐牢带脚镣是必不可少的事，进牢要带脚镣，就等于吃饭时必定要吃菜一样！’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我。”仅此一端，可见宪章同志立志为革命而献身的浩然正气。

　　《文艺新闻》的讣告是这样记述他的逝世的：“两年前曾犯有脚气病，狱中地气潮湿，兼以待遇不良，而终至病殁。”从这不得不闪烁其词的报道中，我们仍可清楚地看出：万恶的刽子手是用看不见的屠刀杀死了我们年轻的革命诗人。

　　冯宪章的创作生涯是很短促的，大约前后只有四年光景。但他却以炽热的革命激情，勤奋的创作努力，给我们留下了丰硕的文学遗产。而《梦后》则是其结集出版的唯一的一本诗集，其中辑录了诗人一九二七年至二八年初所创作的新诗二十九首，凡一千五百行。内容诚如陈孤凤在《序诗》中所揭橥的：

　　　

　　在这些诗篇里——……

　　有的是资本主义的棒喝，

　　有的是工农胜利的赞美！

　　　

　　宪章在《梦后的宣言》(代序)中也申明自己“景仰的是血染的旗帜”，“歌咏的是争斗场中的鲜血”，“赞美的是视死如归的先烈”，“表现的是工农胜利的喜悦”，“欢欣的是资本主义的消灭”。以上内容在《梦后》中都有充分的反映。诗人壮怀激烈地抒发了对革命的忠诚，表示要“如夸父追逐太阳”般地战取光明(《自励》〕；诗人也发自衷心地表达了对工农的礼赞，认为“只有工农才能代表光明的将来”(《怎样干》)；诗人还诚挚热烈地申述要为革命而歌吟的志愿，但愿自己能够成为“狂风暴雨般的壮剧”的“喉舌”(《诗神的剖白》)；诗人并且慷慨激昂地一再表示了“誓死为工农而牺牲”的豪情，以及“我要勇敢地战死沙场”的壮志：

　　　

　　他们要我死便痛快地死，

　　人生横竖也有这么一回；

　　以其零星地被他们榨取，

　　倒不如为着自由而战死！

　　——《残春》

　　　

　　这种无畏的献身精神，成为整本诗集的基调。甚至在《后记》中，诗人也顽强地奏出这一高亢激越的主旋律：

　　　

　　布洛克先生说：“用你全身，全心，全力静听革命呵！”

　　蒋光慈先生说：“用你全身，全心，全力高歌革命呵！”

　　我这穷小子说：“用你全身，全心，全力努力革命呵！”

　　　

　　我们年轻的革命诗人丝毫没有违悖自己的誓言，他把自己的灵感、青春和生命都贡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除了《梦后》之外，还有散见于当时的《太阳月刊》、《海风周报》、《沙仑》、《新星》、《拓荒者》等革命文学刊物上的近百首诗歌，达数千行以上。另外，从有关书刊广告上看到，宪章的诗集尚有《警钟》、《暗夜》等，可能未及发行就遭到查禁的厄运，所以都不曾见到原书。最为可惜的是，据阿英同志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函称：“宪章同志的诗，他的已印稿《变后》(按即《梦后》——笔者)单行本找到否？其他还有三本原稿，都经我手送到泰东，没有出。赵南公死后，连原稿也找不到了。这件事我感到很痛心。”

　　宪章在创作之余，还先后翻译了苏联、日本等国革命作家的论文与作品，发表于各报刊。集结起来出版的有《新兴艺术概论》(上海现代书局，一九三○年七月初版)，其中辑译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等的文艺论著多篇。与此同时，还译有《叶山嘉树集》，列为现代书局发行的“拓荒丛书”之一，一九三四年三月被国民党图书检查官以“欠妥”的罪名封禁。此外还和夏衍同志合译了德国女革命家露沙·罗森堡的《狱中通信》，先后被选辑入洪灵菲所编的《模范小品文读本》和阿英所编的《现代文学读本》。以上两书后均被查禁。

　　鲁迅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昭示我们“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冯宪章烈士以自己的生命参预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历史第一页的谱写，其不朽的业绩是不应泯灭无闻的，建议我们的文学史家不要忽略和忘却了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