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授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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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推翻卖国贼定论




    核心提示：一名长者，脸色红润，思维敏捷，毫无老态。从一个经济系毕业的著名历史学家，他说要还历史本来面目；他还说，儒家给中国带来的最大伤害是建构了宗法专制体系。那些所谓的“当代大儒”，不但没有反思，还高喊：“中国不能实行民主”！


    一个月前，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刚过75岁生日。眼前的他脸色红润，思维敏捷，毫无老态。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袁伟时特别爱笑。


    早在10多年前，袁伟时就离休在家，做了“居家男人”。除了20年前担任过行政职务——受命赴中山市创办中山大学分校并任首任院长——外，他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愈到晚年，愈是绚烂。




袁伟时语录


    我的责任是拨乱反正，努力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袁世凯如果生来就是奸贼、卖国胚子，为什么清末民初朝野上下和海内外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他们（那些所谓的“当代大儒”）不但没有反思，还高喊：“中国不能实行民主”！


《mangazine·名牌》文／周筱赟

记：用一句话概括您的一生，您会怎么说？


袁：读书、买书、教书、写书，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拨乱反正，追寻历史变迁的轨迹。这就是我的一生。


记：迄今为止，你出了多少部书？


袁：九部。除两部外，都是离休后出版的。其中《晚清大变局》曾两度出增订版，都增加了不少内容。


谈自己：经济系毕业的著名史学家早在上世纪40年代读中学时，袁伟时就读完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读后深信不疑，并因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记：您能谈谈少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吗？


袁：我1931年出生在广东兴宁县，家乡是开门见山的农村，可读的书很少。我念的是兴宁县罗岗区中心小学，学校图书馆有一套小学生万有文库。我一本一本借来读，受益很大。1947年到广州念高中，天地就开阔了。历史、哲学，还有中外小说、诗歌，念了一大堆；《观察》和《世界知识》每一期都买来读。


记：后来呢？


袁：1950年高中毕业，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一心一意想参加经济建设。本科毕业工作一年后去复旦大学读研究生。1957年研究班毕业后到中山大学任教，运动接着运动，浪费了20年的青春岁月。“文革”后我承担的教学任务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我在教学和研究中，深感这一领域“左”祸猖獗，虚假的东西太多。我的责任是拨乱反正，努力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
谈学术：推翻卖国贼定论


袁伟时的著作中，影响最大、同时争议最大的是《晚清大变局》。李鸿章、洪秀全、孙中山等人，在权威话语体系中早有定论，在他笔下，样子都变了。他们不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或不再是十全十美的完人。


记：晚清研究中，您提出哪些新问题，得出哪些新结论？


袁：我的研究首先是为解决自己的困惑。说服不了自己的东西，无法说服别人。为什么大清帝国不能顺利向现代社会转型？从道光皇帝到曾国藩、李鸿章，真是卖国贼吗？从清末到民国，朝野上下都视曾国藩为完人，为什么一些史学家偏偏要给他戴上卖国贼的歪帽子？张之洞、梁启超都是李鸿章的政敌，却异口同声赞颂他的事功，这里有什么秘密？人们赞赏康、梁，但他们的思想明明渊源于西方在华传教士，为什么后者却被谴责为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如果生来就是奸贼、卖国胚子，为什么清末民初朝野上下和海内外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问题一大箩，我都努力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记：人们普遍认为您翻了许多大案，震撼性地颠覆了过往的结论。


袁：斑驳陆离的颜色都是后人涂上去的。我只是用史实说话，擦掉粉彩，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近代史研究受干扰太深了，人云亦云的传声筒太多。不必苛责个人，环境误人啊。


记：您对“国学”好像特别反感？从2004年批评《甲申文化宣言》开始，国学院啦，读经啦，都重炮轰击，写的文章不少。


袁：与人们的猜测相反，我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和医药等等是喜爱的。家里所挂字画，也明白显示了这一点。道家的虚静，是我修身的精神支柱之一。但是，我确实不喜欢儒家那种扼杀生机的等级制度和观念。对外封闭，对内固守传统的儒家思想，阻碍社会转型，是近代中国贫弱的基本根源。在制度层面上，不坚决冲破已经腐朽和制度化的传统，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不可能成功。而当下许多“国学”提倡者，恰恰冀图在制度建构上，以儒家那一套抵制与国际接轨。那些所谓的“当代大儒”，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理想和最大缺失都缺乏了解。“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儒家的崇高理想；“和而不同”、“仇必和而解”是达到这一理想世界的必由之路。他们不是致力于培植多元文化，而追求儒家的独霸地位。儒家给中国带来的最大伤害是建构了宗法专制体系。他们不但没有反思，还高喊：“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把读儒家经典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他们不知道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缺失和负担过重是中国教育的两大软肋，还要火上加油，把文字和内容都很艰深并且浸透服从和恭顺精神的儒家典籍强加给孩子们。


谈养生：“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


袁伟时的晨练是件苦差事。凌晨6点多到达中山大学教工宿舍时，他已在楼下等着我们了。那时天还没亮。袁伟时的晨练，就是在校园里快走一小时。在黑乎乎的校园里穿行，我们必须小跑才跟得上他。


晨练回来路上，袁伟时拐到菜场顺便买菜。他说家里买东西都是老婆开订单，自己负责采购。回家后，袁伟时吃自己独家发明的营养早餐，用燕麦、脱脂奶粉、玉米粥调配而成。他说自己心脏、血压非常正常，就得益于这个发明。


记：你精神这么好，还不断有新作问世，有什么养生秘诀吗？


袁：养生的道理都是老生常谈，真正的秘诀是坚持。归纳起来是四句话：心态良好；饮食健康；生活规律；适度运动。


最重要的是心态要平和。人不可能不遭遇困难、挫折和压力。如何应对？我最喜爱的格言是：“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广州人喜欢说：“天跌下来当被冚（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些谚语蕴含着可贵的智慧。

饮食方面我是一等良民：不抽烟、不喝酒、不吃动物内脏和动物油、不吃辣，这是四不。还有五多：多吃青菜、水果、鱼、奶、杂粮。每天早晨，我是菜市场最早的顾客之一，把最新鲜的食品带回家。


我每天早睡早起，起来就做一套广播操。广播操是堪与太极拳比美的发明，常做可以远离各种关节病。然后走一小时路，步速很快。回来工作，主要是看书和写文章。中午再睡一个小时左右，继续工作。晚饭后再做一遍广播操，又走一小时，然后工作，11点睡觉。保持有规律的生活习惯，所以从来没吃过安眠药。我给自己定下的标准是：“天天走一万米路，日日干八小时活。”